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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8-01-20 浏览量 11895

侨务公共外交的问题与展望

作者:张梅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变革世界的重要力量之一。如何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振兴,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侨务公共外交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历来关系密切,在中国推翻帝制、抗日战争、以及建立新中国等各个历史时期,都给予祖(籍)国大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华侨华人依然是中国宝贵的海外资源,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金砖国家机制、对外基础设施发展援助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人员和资产将更大规模地走向世界,在中国大力拓展公共外交、加强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新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一、华侨华人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侨务公共外交就是通过侨务渠道开展的公共外交。近年来,侨民群体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开展公共外交所依靠的重要力量。例如早在1997年,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就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提醒美国政府重视他国政府利用其海外侨民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2007 年,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其新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也指出,“决定美国中东政策的既不是国际格局,也不是美国国家利益,而是以色列侨民群体的游说活动。”尤斯·莎因和巴瑞·布利斯曼也认为,“正是因为以色列在美国拥有大量侨民,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会受其影响。”


事实上,不仅以色列,希腊、日本、古巴、土耳其、泰国、印度、沙特等国也纷纷动员其侨民,在美国开展游说活动。印度的侨务公共外交非常强大,被称之为“侨民日不落国家”。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公共外交战略中海外侨民的优势和重要性也日益显现,例如2007年澳大利亚议会的一份报告中重点提到海外澳大利亚人在推动国家外交政策中的战略地位,“政府应将海外澳大利亚同胞视为开展外交工作的一部分,海外澳大利亚人的战略地位体现在信息沟通、发展对外关系、促进澳大利亚利益方面。”


相比其他国家对海外侨民外交的重视,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起步较晚。2011年10月戴秉国国务委员在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上首次强调要“拓展侨务公共外交”。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侨务工作发展纲要(2011—2015年)》也指出,“海外华侨是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抓手,侨务公共外交有巨大优势。”“侨务公共外交”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凸显了华侨华人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海外华侨华人曾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化解外交僵局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快速经济发展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海外载体,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开展公共外交、构建改革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依靠力量。


华侨华人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优势。


我国是侨务资源大国,现有6000多万海外侨胞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除东南亚等传统侨胞聚居地外,北美、西欧、大洋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成为海外侨胞新的聚居地。华侨华人专业协会、青年侨团和华裔新生代组织不断涌现。全世界现有2.57万个华侨华人社团、2万多所中文学校、1019家海外华文媒体,此外,还有独具特色的唐人街、中国城、中餐馆和中医诊所等。全球华商总资产已近40000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全球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近400万人,从事的研究涵盖当今世界大多数高新科技领域。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的公民意识、参政意识、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部分华人成为部长、州长、市长、大使和各级议员,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华侨华人拥有的多方面资源为开展公共外交奠定了重要的资源优势。


第二,华侨华人具有融通中外的传播优势。


各国国情、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千差万别,要找到一条符合住在国国情的公共外交思路,必须知己知彼。海外侨胞长期生活在海外,了解住在国国情,熟悉住在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明晰住在国政府和民众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这使得他们能够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选取易于被居住国民众所接受的内容,用居住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途径,同时以“当事人”的角色向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传达和介绍中国。例如美国的百人会,1990年成立以来利用融通中美的优势,积极开展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研究,通过推动教材改革加深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录制纪录片详细阐述美国华裔历史、组织美国黑裔领袖访华等,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百人会专门撰写了一份“美中关系白皮书”,发给美国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和工商界头面人士,这对小布什的对华态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华侨华人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融入优势。


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一起,为住在国的发展和繁荣共同奋斗,这种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亲近和信任,使得华侨华人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时具有朋友之间的私人交往的性质,相对于政府开展的外交工作而言,他们传播的信息在住在国政府和民众心目中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往往更容易为住在国政府和民众所理解和重视。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的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受到围追堵截,一些西方媒体绑架国际舆论歪曲丑化中国国家形象,压低贬损中国价值观和传统,海外侨胞挺身而出,仅渥太华一地就汇聚了10000多名华侨华人,举行“宣传西藏真相,支持北京奥运”的大型集会,谴责海外“藏独”分子对奥运火炬传递的破坏和西方媒体的失实报道,向当地政府和民众准确讲述奥运故事和“藏独”真相。


第四,华侨华人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长久优势。


华侨华人长居国外,一代代永不间断、薪火相传,他们是开展公共外交的可持续力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他们与祖(籍)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开展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推动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意愿强烈,保持民族和文化特性日益自觉,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沿线聚集的4000多万华侨华人在参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华侨华人中有近1000万新移民,他们与祖(籍)国感情深厚,联系密切,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助推器。



二、当前侨务公共外交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华侨华人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和特殊优势,通过文化交流、上层游说、媒体宣传等手段,向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传达和介绍中国的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各种真实信息,引导住在国政府和民众正确认识和了解中国,帮助中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侨务公共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可是相比其他部门开展的公共外交实践尚存不足。


当前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缺乏顶层设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侨务公共外交战略和协同机制缺位。


随着侨界对侨务工作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工作领域的拓展,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层面蕴含的重大能量凸显,可是当前中国侨界对侨务公共外交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对华侨华人开展公共外交的具体案例的分析上,既缺乏反映当前时代变革和发展的侨务公共外交战略,又缺乏能够指导具体实践的侨务公共外交体制机制研究成果,特别是当前实施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部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五侨”,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致公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中国侨联”),五者之间如何展开有效的分工与合作、如何利用各自的人脉资源和机构优势同外交部门一起推动与华侨华人相应的公共外交政策,一直是困扰侨务部门的重要难题。


第二,侨务公共外交主体定位模糊。


华侨华人既是侨务公共外交的主体,又是侨务公共外交的对象。事实上,侨务公共外交不仅涉及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而且与主体符号和身份认同紧密相连,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是关系到侨务公共外交成败的关键。


当前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华侨华人有无对于中华民族的种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如果说老一代华侨华人和近30年来移居海外的新移民还拥有与国内民众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外,部分外籍华人尤其是对于第三、四代华裔而言,可能并不必然存在这种同根同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这是华侨华人的代际差异。


二是即使是对于那些存在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海外华侨华人而言,也有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当其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发生分歧时,这时候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可用资源。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现有华侨华人284万人,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比例达74%,可是新加坡的华人在国家认同上早已超越种族认同。


三是从中国不同地区移民海外的侨胞来看,大陆移民、香港移民与台湾移民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事实上,代际差异与地区差异的叠加不仅对居住国华侨华人社会产生复杂的影响,而且给侨务公共外交的实施带来巨大的挑战。基于海外华侨华人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生态,我们不仅要针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侨华人开展侨务公共外交,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或国家,还需要针对不同代际的华侨华人制定具体的侨务公共外交政策。


第三,华侨华人迫切需要通过改变自身主体形象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中国领导人经常讲一句话:海外华侨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和一个窗口。”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但是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的文明形象危机也正在上演,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不规范竞争、文化差异、生活陋习等成为影响海外侨胞文明形象的突出问题。例如在公共场所大呼小叫、登机时争先恐后、对马路上的红灯视而不见、开快车、排队插队、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加上一些侨胞过客心态严重,对于住在国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有的即使为住在国和当地民众做了一些工作和贡献但是宣传不够,或者根本不知道宣传,再加上当地的主流媒体更是经常用放大镜来观察他们,报道他们中负面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绑架华商,哄抢华人商店,甚至枪杀华人小企业主的事件时有发生。


第四,作为侨务公共外交载体的华侨华人社团良莠不齐、华文教育吸引力有限,华文媒体面临人才荒。


长期以来,华侨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媒体被称为海外华社的“三宝”,它们既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也是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华侨华人社团共计逾2.57 万个,各类华文学校2万多所,海外华文媒体1019家。它们在联络华侨华人亲情乡谊、维护华社族群利益、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开展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良莠不齐,不同层次及类别的侨团之间缺乏有效沟通,部分侨团内部为争权夺利,矛盾甚至达到白热化,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例如法国华侨华人会改选,败选方与胜选方不仅发生肢体冲突,双方还不择手段打击对方,互相到法庭控告对方偷税漏税,导致法国司法机构介入调查,引起法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关注,对海外侨胞从事商业经营和进出口贸易造成严重冲击。当前世界各地的华文教育缺乏整体规划,主要集中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以及部分高等师范教育,生源数量有限,总体层次不高,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精英教育”存在很大差距,再加上与孔子学院、国际学院等的交叉,使其在办学规模和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有限,严重制约了华文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由于海外华文教育式微,致使多国的华文报社出现人才荒,海外华文媒体境况堪忧。例如印尼《呼声》月刊总编辑程子华抱怨:“华文报刊经常出现一些很明显的错别字,有时连大标题也文理不通,不知所云”。意大利《欧洲商报》社长兼总编辑杨光就列举了意大利华文媒体的现状:一是报纸“千篇一律”,习惯模仿跟风,很少开拓创新;二是报纸量少质低,“固步自封”,不求改进;三是“粗制滥造”,作坊式经营;四是报刊的所有信息和资料都是从网络上获取,把华文媒体办成了“网络大众情人”。 



三、对侨务公共外交的展望


开展侨务公共外交,首要思考的是通过公共外交树立怎样的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包罗万象,既有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等基本情况,又有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人文特征,要把庞杂的碎片归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全面而准确的认知,对于外国人来说其实很难。


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种种谬解,横亘在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西方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中国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得中国被描绘成一个另类国家,以至于在国际舆论场中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实际严重不符。“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海外华侨华人凭借独特的优势和无限的热情,向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传达中国声音,批驳针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展示中国的良好形象,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使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等,有效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做到了“以侨为桥,沟通中国与世界”。


但是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华侨华人影响住在国政府和民众,进而影响他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决策。因而当前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如能“基于华社,超越华社”,进一步拓宽思路,必将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通过华侨华人影响住在国国会、智库和媒体。


阿尔蒙德(Grabriel A. Almond) 认为,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舆论主体主要分为四类:普通民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虽然人数较少,但是对专业问题的分析较一般民众更为理性、深入,容易引起政府决策层的重视,因此,精英和媒体的观点对于大众舆论具有较强的引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应通过华侨华人影响住在国国会、智库和媒体(兼顾一般受众),因为改变西方精英阶层和媒体的观念往往能在住在国民众中产生重大的“跟随效应”。例如美国的国会有立法、监督、公众教育、调解冲突等众多权力,这些职责对行政当局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作用,不少国家的侨民就利用美国国会的特点开展“院外游说”,甚至形成华盛顿的“游说一条街”。现在各国媒体的力量也日益强大,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花边新闻,都可以影响住在国民众的价值判断,做好媒体工作相当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华报道形成了三大固定框架,即“意识形态框架”、“利益竞夺框架”和 “人道主义框架”,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宗教问题等都是西方媒体长期炒作的老话题,上述这些“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处境,因而通过华侨华人影响住在国媒体,对开展公共外交可以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此外,华侨华人住在国智库,尤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智库为政府起草政策报告,影响着住在国政府、议会和企业界对中国的看法,因此,我们也要加强与他们的联系。


第二,在侨务公共外交中充分运用信息化和文化的力量。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新媒体的普及,如今的世界早已过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所说的“扁平世界”阶段,网络也成为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渠道。为此,我们要多用、巧用新媒体工具,如Facebook、Twitter等国际社交媒体,邀请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华侨华人精英利用社交新媒体发声,客观、真实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道路,逐步深化住在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与认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政策主张和悠久的中华文化。


另外,公共外交的理想结果是通过文化渠道让受众潜移默化地接受影响,因而我们在侨务公共外交中要善用中华文化元素去吸引和影响华侨华人住在国主流社会,支持海外侨胞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做强做精“文化中国”系列品牌活动,将“四海同春”、“名家讲坛”、“中华医学”、“中华美食”等特色文化推向华侨华人住在国主流社会,展示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夯实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价值观支撑。


当今时代,一切外交行为不能只有利益合理性,还应当有价值正当性。华侨华人与住在国政府和民众之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虽然能够形成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但是想要建立相互认同的情感纽带,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光靠平等互利是不够的——尤其是华侨华人住在国的普通民众更容易受到情感和价值观影响,因而,我们在开展侨务公共外交时既要倡导“正确义利观”,即所谓“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又要夯实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价值观支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取外国政府和民众的情感支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力争超越国别、党派、宗教和制度的差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仅契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而且反映了各国民众的普遍期待,表明中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为解决人类问题、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种源自中国、打动世界的国际话语让新时代中国的价值观占据了人类道义的至高点,必将能够夯实国家间交往的民意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华侨华人在公共外交中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成为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践行者和主力军。侨务公共外交是当代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海内外中华儿女锐意进取、埋头苦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同圆共享中国梦而不懈努力,侨务公共外交在为中国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的作用必将更加显著。


本文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1期

作者:张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2015-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环球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凤凰网大学问”特约记者。在《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现代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传播》以及《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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